每當有學生問起我的學術(shù)經(jīng)歷，我都會提醒他們：“可不敢走我的老路，我的路是‘倒’著走的，40歲以后才慢慢上道，所以沒能搞出什么名堂?！?/p>
這不是謙虛，是真心話。因我現(xiàn)在立身的領(lǐng)域是先秦出土文獻中的文學思想研究，而從大學到40歲之前，卻是由明清到宋代再到六朝，一路逆流而上最后才到先秦的。按常理，古代學問不能這樣搞，從源頭順流而下才是正途，這主要是由自身的知識缺陷造成的。
1979年我從豫北農(nóng)村考上了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雖然屬于地區(qū)的文科高分，但這并不意味著有真實力，主要是得益于那年教育部公布了各科復習大綱，正好符合自己按部就班對著教材逐一歸納提煉問題的性格，因而有較大的運氣成分。
我們這輩人在中小學沒有學到多少課堂知識，生活在農(nóng)村的我更不可能有課外書讀，基礎(chǔ)之差不難想象。所以，進入大學后感覺最適合自己的，自然是文字障礙較少的現(xiàn)當代文學。但在一次勞動課上，我將自己古文基礎(chǔ)差、想學當代文學的想法告知了任課老師郭志剛先生，他提醒我要想學好當代文學就必須打好古代文學基礎(chǔ)，越是古文基礎(chǔ)差，越要先學好古代文學，以后再往現(xiàn)當代文學下移。因此，我選了自以為古代文學中最好學的明清白話小說和戲曲為閱讀重點。1983年大學畢業(yè)到安陽師專任教后，便請求講授研習元明清文學。
1986年，我到復旦大學讀古代文學碩士課程班，雖因英語測試沒達標而失去了申請碩士學位的資格，但自感在眾多名師的授課和研究方法點撥下，真正獲得了學術(shù)啟蒙。
王運熙先生曾專門講解了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方法，重在強調(diào)文學理論批評客觀公正、言必有據(jù)的求是精神，并提醒我做學問需從目錄學開始，我就遵囑購買了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死記硬背，按圖索驥去讀典籍。王水照先生告知，若想搞好作品研究，當從校注開始，進而提出了用小學的“顯微鏡”和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的“望遠鏡”做大學問的更高理念。陳尚君老師則指導我們做學問要先學會文獻考據(jù)，指出還原文獻原貌是學術(shù)評判的基礎(chǔ)。
名師們的箴言對塑造我以后的教研特點起到了奠基作用。但因為我文獻基礎(chǔ)和理論素養(yǎng)都實在太薄弱，加之天資駑鈍，最后論文還是沒敢在王運熙先生的魏晉南北朝文學理論批評和陳尚君老師的唐代文獻考據(jù)領(lǐng)域選題，而是模仿王先生課堂所發(fā)他關(guān)于蘇軾研究的論文材料，選擇了蘇轍史論散文作為論文題目。該論文寫出后，雖然得到了肯定，但我心里很清楚，盡管對一些具體問題有見解，但論文整體框架是模仿王先生的。由此，我的初步學術(shù)研究，就由明清上移到了宋代。
1988年，我完成學業(yè)，被王運熙先生推薦到鄭州大學文學院任教，而該院需要的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段的老師，并規(guī)定必須試講一個小時的《文心雕龍》。因此，我剛剛起步的宋代史論散文研究又轉(zhuǎn)向了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理論批評。
此后，一方面，我在俞紹初先生的具體指導下?？?個“文選學”版本，接受古籍整理基本能力的訓練；另一方面，因講授《文心雕龍》課程并應出版社之約譯注該書，張凌先生便分配我為《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大辭典》撰寫馬恩選集中的“希臘神話”詞條和“毛選”詞條。我借機認真研讀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毛澤東選集》，確實眼界大開，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有了基本認知，理論思維有所提升，也對王水照先生的“二鏡”治學理念有了更深的體會。
后來，俞紹初先生又派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跟曹道衡先生進修“文選學”，每周一次的李善注《文選》讀書匯報，曹先生對文本和李注疑難字句的辨疑，也訓練了我的文句辨析能力。同時，為了訓練我的“文選學”?？闭砟芰臀膶W鑒賞批評能力，俞紹初先生又讓我和臺灣“文選學”專家游志誠先生合著了《昭明文選斠讀》在臺灣出版。如此，我的教研工作就定位在了六朝文學和文學思想領(lǐng)域，近12年的文獻積累和理論思辨都有了一定提升。
但就在此時，鄭州大學突然出臺了新規(guī)，青年教師沒有博士學位不能評正高。俞紹初先生得此消息，立即催我放下手頭一切工作去攻讀博士學位。王運熙先生提出讓我跟著他繼續(xù)搞六朝文學。但因英語基礎(chǔ)太差，自感再努力也很難過關(guān)，于是，我便在2000年以年逾40歲的大齡投到了西北師范大學趙逵夫先生門下，因為西北地區(qū)對外語要求稍低，并且接受小語種報考，我便臨時改學了日語。入門后，趙先生讓我潛心研究先秦文學，自此，年逾不惑的我又從六朝文學上移到了先秦文學。
投入趙先生門下，我才發(fā)現(xiàn)了自己和先生的巨大差距。
趙先生和其在職讀博的本院弟子，傳承的都是郭晉稀先生以音韻、文字、訓詁之小學解讀先秦經(jīng)典的學脈，師兄弟中精通音韻、訓詁并能背誦《說文解字》及熟讀先秦經(jīng)典者不乏其人，而這些都是我非常欠缺的，甚至音韻學根本就學不會。再說，歷代大師對先秦經(jīng)典的研究已汗牛充棟，以我的知識結(jié)構(gòu)，想要超越前人做出點成績是不大可能的。
于是，趙先生本著尊重個人特點，“依溝挖河、依土堆山”的培養(yǎng)理念，讓我在惡補《說文解字》的同時，將研究轉(zhuǎn)向先秦出土文獻及佚文獻領(lǐng)域，并吸納我參與編撰《先秦兩漢文論全編要詮》，要求將分工的每篇佚文獻文論作出文本流變、真?zhèn)慰急?、對勘補足和理論闡發(fā)，進行根底之學與思想之學雙重訓練。其時恰逢上博簡《孔子詩論》文本公布，于是最終將甲骨文、銅器銘文、上博簡及先秦佚文獻中的文學思想研究確定為我的主攻方向。沒想到趙先生的這一學術(shù)安排竟然成就了我，讓我慢慢走上了追溯文學思想源頭的學術(shù)之路。
之后，中山大學黃天驥先生于2003年底接納我做了他的在職博士后。他鼓勵我按照趙先生的原有設(shè)計，繼續(xù)做上博簡《孔子詩論》而不必重回元明戲曲研究領(lǐng)域。這也使我終以博士后出站報告為基礎(chǔ)，先后在權(quán)威期刊上陸續(xù)刊發(fā)系列論文，多被“三大文摘”轉(zhuǎn)載或轉(zhuǎn)摘，并先后延伸陸續(xù)獲批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重點項目、重大項目，研究成果還獲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二等獎。直到今天，我還堅守在這塊不斷有新文本出土的肥沃土地上。
2011年，我到中國人民大學任教，對先秦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等繼續(xù)進行研究。
回顧多年的教研經(jīng)歷，雖沒能做出像樣的成績，但王運熙先生“學問是天下最老實的事情”、俞紹初先生“學問的本質(zhì)是求其真”、趙逵夫先生“要耐得住寂寞”的教誨，我銘記在心并一直恪守，也獲得了一些教研心得。依我的體會，研究先秦出土文獻，第一步是要對文本中的字體作出隸定，進而作出字義辨析；第二步是要疏通文本本義；第三步是與共時性傳世文獻及佚文獻、歷時性傳世文獻及佚文獻對研，以揭示其獨特價值；第四步是與歷代乃至當下相關(guān)傳世文獻研究成果相比較，以彰顯其觀點的源頭性；第五步是將其放在文學史和文學思想史的長河中，作思想理論貢獻的提升闡發(fā)和歷史定位；第六步是將其放到東西方文藝思想的大格局中，對其在人類文藝思想史上的獨特風貌與貢獻作出客觀定位，進而揭示其在當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gòu)中的學術(shù)意義。
概括起來就是，以小學為根基，做有思想的學問。
（作者：徐正英，為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高級講席教授，本報記者張亞雄采訪整理）
（責任編輯：蔡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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